本报讯（记者 刘雷 通讯员 孟楠 廖晓键）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一行探密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中医古籍。11日上午，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亮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历代防治疫病的中医古籍，其精品有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令德堂刻本《温疫论二卷》、清咸丰七年（1857）善成堂刻本《引痘新法全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翰宝楼刻本《鼠疫汇编》等珍贵古籍原本。

《温疫论》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吴有性撰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是我国第一部治疗瘟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温疫论》中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正教授展示馆藏吴有性撰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令德堂刻本《温疫论二卷》。本报记者 刘雷 摄

《温疫论》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瘟疫的有效方剂。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指南中，达原饮用于轻型的湿热蕴肺证。其中槟榔、草果、厚朴三药，更是广泛应用于新冠肺炎轻型（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普通型（寒湿阻肺证）处方中。

馆藏罗汝兰增辑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翰宝楼刻本《鼠疫汇编》。通讯员供图

《鼠疫汇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鼠疫专著，系统总结了此前岭南医家论治鼠疫的经验，确立了三焦分治原则，活用解毒活血汤加减治疗鼠疫，并结合针刺诸法，疗效确切，有功于岭南生民者甚著。

馆藏邱熺撰清咸豐七年（1857）善成堂刻本《引痘新法全书》。通讯员供图

《引痘新法全书》是中国第一部记述牛痘的专著，是中国预防医学史上的重要成果，它“中西同源”的学术思想，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西医东来之初与中医艰难结合的方式和过程，对于国人接受和传播牛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预防天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冠疫情期间，被用于临床治疗确诊病例的清肺排毒汤就来自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该方由书中四个方子组成，即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加味组成，前三方来自《伤寒论》，后一方来自《金匮要略》。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正教授展示周扬俊辑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刻本《伤寒论三注》及徐彬注清光绪五年己卯（1879）扫叶山房刻本《金匮要略论注二十四卷》。本报记者 刘雷 摄

馆藏高世栻注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侶山堂刻本《黃帝内经素问九卷》。通讯员供图

其实，更早的《黄帝内经》就已记载有关瘟疫的论述。《素问·刺法论》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2011年10月19日被批准为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现有馆藏线装书3225部22833册，三级以上（含三级）132部，1301册。其中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善本共6部；入选《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的善本共78部；《汪石山医书八种》（明嘉靖元年（1522）至明崇祯六年（1633）祁门朴墅汪氏祠堂汇刻本）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张正介绍，展示防治疫病中医珍贵古籍，一是希望大家树立中医药自信，二是呼吁市民捐赠或寄存古籍到图书馆来。据介绍，广州中医药大学为充实古籍馆藏，近年来通过捐赠、古籍寄存等方式，有效吸纳民间收藏，在增加馆藏的同时，更好地实现了对民间古籍的有效保护。

近年来国家的中医药政策深入人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尊重文化，保护典籍的措施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很多藏书家将珍藏的医学书籍无偿赠予我馆，化私为公，造福后学。仅2018年以来，本馆就接受到私人捐赠的中医古籍共四批150册。

图书馆开放古籍寄存服务，为古籍保护工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同时引起社会对民间收藏中医典籍的重视。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是广东省内首家接受古籍寄存的图书馆，拥有良好的收藏条件和专业古籍修复技术。2016年，完成广东省首例古籍寄存签约，使私人藏书家秦启明收藏的40部236册古籍寄存于本馆，同时捐赠了155册民国图书。2019年，秦笙先生再次向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捐赠109册私人藏书，其中包括10种线装古籍，共21册。

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中医古籍。本报记者 刘雷 摄

私人藏书家慷慨捐赠或寄存，图书馆提供支持与协作，使古籍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存，使中医学术的薪火永续传承。社会人士如有珍贵古籍，希望得到妥善保管、修复或有捐赠意愿，使珍贵古籍发挥更大的作用，可联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目前，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也正在积极筹建抗疫文献资料馆。市民如有瘟疫和传染病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也建议送到图书馆来加以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源自文化遗产日，是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文化建设重要主题之一，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目的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化遗产，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